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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达沃斯：世界经济阴云重重 全球期待中国增长******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财经 宫宏宇)备受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目前正在瑞士小镇达沃斯进行。
“重回线下”的本届论坛以“在分裂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为主题，直面当前世界地缘政治、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多重危机。在全球经济前景未明之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论坛上受到多方关注。
在中国防疫措施调整等背景下，多方积极看好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认为中国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活力。
资料图：瑞士达沃斯小镇。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合作共赢 世界聆听中国主张
2023年伊始，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7%，并称全球经济正“危险地接近陷入衰退的程度”。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指出，今年面临全球性衰退风险，风险源自战争、贸易保护主义、气候变化等，本届年会是在几十年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背景下召开的。
在世界经济前景布满阴云的背景下，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愈发体现。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指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互信消退问题，需要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还要认识到“不可让任何人掉队”。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年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我们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推动全面加强国际合作。”
针对中方主张，博尔格·布伦德深表认同。他指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出路是全球性解决方案。“中国坚定推动自由贸易，为团结各方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也表示：“全球面临多重危机，人们期待今年的论坛年会为避免世界陷入分裂提供建议。达沃斯一如既往期待中国声音，期待中国为构建一个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世界贡献方案。”
资料图：中国上海掠影。范宇斌 摄持续复苏 中国经济增长为全球注入动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录得3.0%的增长。
步入2023年，面对全球经济衰退阴霾，中国经济复苏则被寄予了更多期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积极支持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从中长期来看，这将确保全球供应链更为高效和稳定运作。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将极大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提振全球中长期发展信心。”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娅·扎希迪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方面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的技术和创新都将产生全球影响，中国对促进全球合作的作用至关重要。
国际咨询公司艾睿铂美洲和亚洲事务合伙人丽莎·唐纳修指出，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政策举措振奋人心。相信中国经济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刘鹤在致辞中提到，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经过努力，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整体性好转，增速达到正常水平是大概率事件。
近日，英国经济学家、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提到，国际上大多数分析机构在谈及2023年的欧美经济时，大都关心经济放缓程度以及衰退风险，“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则聚焦其增长幅度。西方一些机构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多在5%、5.5%或者6.2%左右。”
罗思义称，过去三年，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发展经济，与欧美对比，中国都有绝佳表现。中国经济显然会在2023年加速增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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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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